训练11 文学类阅读（散文）＋名篇名句默写 一、文学类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1～4题。 一切已归平静 金宇澄 母亲说，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。一九九○年，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，样式相同，三张叠在一起。店老板一般很“识相”，注重来客年龄、打扮、神色，不讲话。父亲想打听什么，但是没作声，最后怏怏出来，在这一刻，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。 “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。”他对母亲说。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，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，已失去敏锐谈锋，即使面对他熟悉的“地下党”电视剧，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，不知是不是睡着了。 记得有一次，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：“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？白皮鞋？”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，他的话越来越少了。 他曾是上海“沦陷”期的中共情报人员，常年西装革履，也经常身无分文，为失业苦恼。 “穿不起西装，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，配背心、皮鞋，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，弄得不好，过去就叫‘洋装瘪三’。”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，每提起深恶痛绝，“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”。 当年，按组织命令，父亲撤到上海，去熟识的香粉弄华商旅馆与系统领导吴成方见面，之后化名丁弢，任汪伪某协会干事，所编辑的《市声》半月刊，隶属龙襄三、陈孚木，有汪伪背景。 他按指示迁至辣斐德路萨坡赛路“斐邮”，与程和生同住。最后的这段经历，颇有小说的意味———他和“老程”扮为假兄弟，户口登记化名为“程维德”。 他觉得“老程”是个很好的人，遵守纪律，从不谈论个人的事。有一次考虑到如何应对查户口，他问程在哪里工作，程却简短地回答他说：“我在钢铁公司。”连公司名称也不愿说。他就此也不便再问，只讲定两人的籍贯是安徽太和。某天，程忽然就搬走了，临走时程说：“你住下去吧，如果房东问起，就说我去南京了。” 他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深夜一时许突然被捕，宪兵上楼问他姓名，他答：程维德。宪兵拿出照片对照后问：程和生是你什么人？他答：是我哥哥。问：他去哪里了？他答：去南京了。当场宪兵大力打他耳光，把他逮走。他事后知道，与此同时，宪兵已在另处逮捕了程和生与倪子朴，押往宪兵司令部途中，经过北四川路桥，程突然跳车，受伤甚重。 他根本不明白被捕的原因———但能估计到问题出在程和生方面，因为宪兵进来就先追问程的新地址。当夜押他至北四川路日宪兵总部，即刑讯逼供程和生的地址。他坚持说程已去了南京，并捏造了一南京假地址。对方毫不理会，边打边问半个多小时，没有口供。最后收监。 [父亲致马希仁信]当夜我进宪兵队就被打，追问兄的住址，我不知道。过一忽儿，一日军官匆忙冲入向审我的尉官报告什么什么云云，“蓬”地叫了一声，用手比头部，我意会到，大概在捉他，他跳车被打死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车过北四川路桥上行车速较慢时，他跳出篷车，脑部受重伤。数日后在刑审间隙，他们领我去宪兵病房与胞兄会面，只呆一二分钟就分别，一直没知下落。“文革”后，从被捕的原日共的回忆录中得悉，假胞兄在宪兵队跳楼壮烈牺牲了。这个同志非常正派。 翌日起连续两天，他经受宪兵反复刑审，逼问吴成方的住址及程与吴之关系，他都顶住了，一周后东京来人，东京警方与法警均动用严刑，却没有得获口供———他始终坚称，程是胞兄，安徽太和人。 关于刑讯细节，多年来我只记得父亲偶与母亲的片语只言，如：“让我坐到浴缸里……”然后就是他忽然意识到的沉默。 东京来人审问自三四岁起，问经历、家庭人员，问父母名字、职业等，直至他被捕前任《先导》编辑为止，十分详备。他发现，所幸日方没去《先导》调查，否则极可能在他进入《先导》的细节上露破绽，因而，也就没发现他的假经历和假兄弟问题，也更由此可知，程和生没一点口供———虽日方一直追逼他 ... 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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